宋史专家邓广铭曾强调治史必须掌握“四把钥匙”———目录、年代、地理、职官。这一箴言，可以说已在史学界深入人心。然而，相较之下，职官这把“钥匙”最难掌握，其中难之又难的是“职官别名”。有关文史哲出版物或报刊文章在职官别名上屡出差错，而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引起学界重视。例如：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（见2000年1月13日该报）把宋人常用的职官别名“天官侍郎”误释为“户部侍郎”，实际上应为“吏部侍郎”。以“吏部”别称“天官”，源自唐光宅元年（684年），武则天按《周礼》六官（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官）之名，改称原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之称。虽然中宗神龙元年（905年）六部之名已复旧称，但此后《周礼》六官则成了唐人、宋人（沿至明清）常用的六部别称。白居易《柳公绰可吏部侍郎制》：“尚书六职，天官首之；辩论官材，澄汰流品，洵众用能，无易公绰……可尚书吏部侍郎。”宋代曾巩《吏部尚书制》：“尚书政本，而吏部天官。”显然，唐宋人撰制，就把吏部别称为天官。
撰文与言谈之中涉及正式官称时换用它称，汉人已开风气之先。如汉蔡邕谓“三公”别名“天子之相”（《独断》卷上《五等爵之别名》）。至唐人，撰制诏、作诗文、草书牍、写笔记，雅好用别名代称正式官司、官名，渐成风气。宋人洪迈说：“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：太尉为掌武，司徒为五教，司空为空土，侍中为大貂，散骑常侍为小貂，御史大夫为亚台、为亚相、为司宪，中丞为独坐、为中宪……下至县令曰明府，丞曰赞府、赞公，尉曰少府、少公、少仙。”（《容斋四笔》卷十五《官称别名》）。此风一长，愈演愈烈，自宋及元明清，职官别称派生繁衍之多，实难胜记；使用面之广，可谓无处不及。令人头痛的是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，专门解释职官别名的书却未曾见。汉代《独断》，明代《表异志》、《事物异名》、《雅俗故事读本》，清代《事物异名录》、《称谓录》、《正音撮要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书，有专门篇幅收录职官别名（含简称），但数量不大，且多收重要和常见职官别名。在当代出版物中，涵盖面广、搜罗较齐全的职官别名工具书也付阙如。诸如《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官制大辞典》等职官工具书，虽已出版了近十部之众，然所收录的职官别名甚少；仅中华书局出版之《宋代官制辞典》，下了硬功夫基本上收齐了宋代职官别名，但局限于宋代，满足不了文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需要。因此，注释或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其他著作，一旦遇上职官别名，往往犯难，查词典又查不到，于是人云亦云、似是而非的解释“满天飞”，有的干脆绕了过去。如北宋前期（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）丞相府正称“中书门下”，别称“中书”，与枢密院（最高军事机构）并称“二府”。与之同时，又在皇城外虚设中书省、尚书省、门下省，合称“三省”，仅挂牌而已，名存实亡。不少文史研究工作者不能区分二府之“中书”（中书门下省称）与三省之“中书省”两者是不同机构，其权势有天壤之别，因而把北宋前期“二府”误释为中书省与枢密院，造成对读者的误导。比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名篇《泷岗阡表》中有“自登二府，天子推恩”文句，收录此文的《欧阳修文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、《古文观止译注》（吉林人民出版社）均误释“二府”为中书省与枢密院。其后出版的《中国文化史概要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）视“中书”为“中书省”：“宋代中央要柄操于二府———中书省和枢密院。”假如作者碰到“二府”、“中书”等职官别称而不理解时，能查一下宋代有关职官史料，这种错误就可避免了：“中书门下在朝堂西，榜曰‘中书’，为宰相治事之所。印文行敕曰‘中书门下’。与枢密院通谓之执政。又有中书省、门下省者，存其名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之一七《三省》）“宋初，置枢密院，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，号为‘二府’。”（《宋史·职官表》二《枢密院》）
识别职官别名确非易事，需要官制学养，对此，必须慎之又慎。否则，连校勘古籍，亦可能把正确的也给搞错了，本意是“勘误”，效果却成了“勘正”。如有一篇《〈宋史〉校勘四则》（刊《中州学刊》1987年第5期）写道：“《宋史》卷四○九《高定子传》：‘法从论思百官轮对。’‘法从之论思’，意思不可解。‘法从’当是‘侍从’之误。”此勘误真正变成“勘正”了。殊不知，宋人别称侍从官为“法从”。宋程大昌《考古编》卷八《法从》：“今世通称‘侍从’为‘法从’。”
以上仅举了几个误释职官别名的例子而已，其实，类似例子举不胜举。希望学术界、出版界和报刊编辑能携手合作，共同重视掌握职官别名这把钥匙，尽力遏止职官别名误释且积重难返的趋势。
